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,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,财富不平等日趋严重。根据经济学家Saez和Zucman的计算,1970年,美国前1%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占全美总财富的比例不到25%,到2020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约40%。而后面90%的人加起来,也只拥有全美国财富的约30%。收入分配恶化,贫富差距扩大,是美国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根源。美国社会的财富不平等,为什么如此严重?
当地时间2021年2月17日,美国纽约,行人穿过第五大道。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
“r>g”
经济学家托马斯·皮凯蒂在他的著作《21世纪资本论》里,为西方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。这个解释可以用一个极其简洁的不等式概括:r>g。
先解释一下这个不等式的含义:所谓的r指的是资本收益率,而g指的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。当r>g时,资本家积累财富的速度就会高于工人,因此随着时间推移,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逐渐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。
也许是简单的理论更容易征服大众。很快,皮凯蒂的公式就“出了圈”,在大众媒体广为流传,甚至被许多年轻人印上T恤穿在身上。不过,现实世界要比皮凯蒂的简化模型更复杂。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,社会阶层相当复杂,很难截然区分成只依赖资本收入的“资本家”和只依赖劳动收入的“工人”这两类。哪怕我们看美国前0.1%富人的收入,工资收入的比例也超过30%;如果把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利润算上,这一比例就超过60%。也就是说,“纯粹”的资本收入只占他们总收入的40%不到。其次,对西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,参与资本市场并获得资本收益,起码从制度上来讲是不存在障碍的。
那么,这是不是意味着皮凯蒂的理论从根子上就错了?皮凯蒂的理论假设和结论值得商榷,但他的洞察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不从字面意思来理解r>g,而把它更广义地理解为不同人群在财富收益率上的差异,那么它就是打开美国财富不平等之谜的钥匙。
当地时间2023年4月20日,美国纽约,从哈德逊广场的边缘可以看到曼哈顿的景色。
钱能生钱
皮凯蒂的洞察之所以重要,一大原因是我们在数据中看到,美国财富不平等的状况要远比劳动收入不平等更严重。衡量不平等的另一个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。美国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.5,而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.8。这就是说,劳动收入的不平等,不足以解释美国的财富不平等。而造成两个基尼系数差异的一个可能原因是,富人的钱能“生出”更多的钱。
近年经济学的一系列实证研究,确实表明富人的财富收益率是更高的。Bach等人(2020年)使用瑞典家庭数据发现,相比于财富处于中位数的家庭,富裕家庭在金融财富上的年收益率要高出4%。Fagereng等人(2020年)使用挪威税务数据也发现,富裕家庭的财富收益率要显著高于其他家庭。当然,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北欧国家的,那么美国的情形又如何呢?
Xavier(2021年)的研究发现,美国家庭的财富收益率也与家庭拥有的财富数量呈正相关。从财富分布的第20百分位提升到第99百分位,财富的平均年收益率将从3.6%增至8.3%,增加4.7个百分点。4.7个百分点的差异是相当惊人的:两个财富水平相当的人,如果收益率相差4.7个百分点,那么15年后他们的财富就会相差一倍。因此,富人的钱确实“生出”了更多的钱。
当地时间2023年5月8日,美国华盛顿特区,一名骑行者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骑自行车,远处可以看到美国国会大厦。
富人和穷人的财富构成不同
一个新的问题自然出现了:为什么富人的财富收益率更高?这与财富的构成有很大关系。Xavier对美国不同家庭的财富结构做了细致的分解,发现穷人的财富以房地产为主,而富人的财富构成则更偏向“股权”;在前1%的富人里,股权占家庭资产的比例达到60%。这个股权,既包括对私人企业的所有权,也包括在金融市场购买的上市公司股份。在美国,股权的平均收益率要显著高于房地产,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穷人和富人在财富收益率上的差异。
于是,我们不免要进一步追问:为什么穷人和富人的财富结构差这么多?首先,私人企业在前1%富人的资产组合里的比重超过40%。对这一事实的一种正面解读,是一部分很有企业家精神的人,通过兴办企业,将企业家精神加上资本的杠杆,因而发了大财。这种解释是可以得到其他事实的支持的。在美国的亿万富翁里,的确有相当比例是靠自己奋斗而迅速积累财富,而并非依靠“祖荫”吃老本。例如,在2017年美国《福布斯》400富豪榜上,超过50%是“白手起家”的亿万富翁。这种形式的财富积累,本质上是对企业家精神(以及企业家所承担的经营风险)的回报。
另一方面,穷人和富人在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上的差异,就不是那么容易解释。从制度上讲,美国的穷人并没有被排斥在股票市场之外。美国的金融尤其是股票市场相当发达和便捷,各类中介服务也很丰富,为什么穷人不将自己的其他资产换成平均收益率更高的股票?一个原因是,股市有风险。相比而言,富人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承担风险,因此股票的更高收益率是对风险的一种补偿。上面提到的Bach等人的研究也发现,瑞典富裕家庭在金融财富上的高回报率,本质上是对他们所承担的更高风险的回报。
然而,这只是故事的一个部分。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表明,不同人群在金融知识和素养上的差异很大,而金融知识更多、对金融市场更熟悉的人群,能够通过降低不必要的成本、更好地分摊非系统风险等,在同样的风险暴露水平下获得更高收益率。因此,他们参与股票市场的频率要高得多。实证研究同时发现,金融知识的多少,与受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都显著正相关。在没有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,穷人和低教育人群未能更多地从股票市场获益,就尤为可惜。减少对金融和股票市场的负面宣传,打破大众对金融和股票“不劳而获”的刻板印象,也许是改变的第一步。
向财富/资本的收益征税?
看到这里,我们也就明白,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关键原因在于财富或资本收益率的差异。从政策上来讲,如果政府对资本的收益征税,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的程度。然而,这不幸是一剂猛药。对资本的收益征税,首先会降低人们进行储蓄和投资的欲望,让经济增长变慢。其次,资本是“长了脚”的,比起劳动更容易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。一个国家对资本征税,反而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机会。最后,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,在美国富人的资本收益中,有相当比例是对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。如果对资本收益的税收挫伤了企业家精神,就将伤及经济增长的源动力。一旦经济增长放缓,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就可能受损。
一向热衷慈善、誓言不将财富留给后代的比尔·盖茨,也认为我们不应误伤“好的”资本:“假设有三个不同类型的富人。一个将资本投入他的企业,另一个将她大部分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,第三个花了很多钱购买游艇和飞机等。虽然这三个人都增加了财富不平等,但我认为比起第三个人,前面两人为社会创造了更多价值。”据此,他认为更合理的办法是开征累进的消费税。然而,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,这恐怕无助于降低财富不平等,甚至可能加剧财富不平等。
于是,我们又绕回到那句著名的格言: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世间难得两全法,一个社会对财富平等的追求,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愿意为此付出多大成本。
(作者奚锡灿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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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王许宁